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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一张餐巾纸开始。
1988年，一家咖啡店里，23岁的Mark Cousins（马克·卡曾斯）灵感迸发，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6部短片的构思。他将这张餐巾纸寄给了当时的BBC CHANNEL 4，意料之外，他获得了赞助。
“当时，年轻的我极力想要变得很酷，做得片子倒没有多好”，他说，“几年后，我问演员唐纳·苏德兰怎么看待这种想要变酷的想法，他引用了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把热情留给自己，把装酷留给星座有关的话题。”
1992年，Mark成为爱丁堡电影节英国电影部分的策展人，两年后，他申请成为电影节的主策展人，在申请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会取消电影节里的所有单元和奖项，取消红毯、贵宾区之类的设置。”接手后的第一年，他租下了整个游乐场办欢迎派对。
在爱丁堡，他和远道而来的导演们一起夜泳，“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夜里，我们找到一个河谷，把衣服脱光，下水，游向某种未知和黑暗。”后来，这些导演的名字都存在了他的通讯录上：Sean Connery（肖恩·康纳利），The Coen brothers（科恩兄弟），Bernardo Bertolucci（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2024年，Mark作为NOWNESS天才发现计划独立评审团的一员来到上海，11月的深秋，他只穿了一件短袖，手臂上刻满了他热爱的事物——建筑、植物、大部分是导演们的名字。我们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他：喜欢散步，热爱跳舞，每次出行都总要拍点什么，身体总是感到很热，每天只能睡着4-5个小时，工作狂......
上：Mark Cousins在漫步中休息
下：Mark Cousins爱丁堡家附近的河谷
NOWNESS为Mark Cousins记录了这段漫游上海的旅程，呈现在《Dear Mark Cousins》中。Mark在上海的街头穿行，也将自己的电影理念向我们娓娓道来，他鼓励大家由外向内地理解世界：“我从不指望从自己身体里憋出什么好东西，想象力是观察加上构建。”
刚见到Mark，他便迫不及待要出去走走，去看看上海。我们惊讶于他在长途跋涉后依然旺盛的精力，他解释道：“法语里有一个词，‘flâneur’，这个词形容用自己的身体感知一个新地方的人，不是散步，也不是走路，是拥抱一种美好的感受。我是一个漫游者。”
天已经冷了，只穿一件黑色短袖和短裤的Mark在人群里很显眼。但寒冷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走在路上哼着曲子，用手机一路拍拍停停——盖电动车的布被风吹动，河里随水流动的水草，人行天桥里对称的双车道，黄埔江上驶过的客轮.......
他在一棵孤独的树下停步，拿起手机拍下了墙上摇曳的树影，“影子处在中间状态，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我对这种感觉着迷。”拍完树影后，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手臂内侧的纹身“The oar and the winnowing fan（扬谷之箕）”，它源于荷马史诗：英雄奥德修斯必须将船桨带到一个以为它是簸箕的地方才能重新开始生活。
“船桨既可以是船桨，也可以是簸箕。它意味着身份在同一时间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就像我是一个爱尔兰人，又是一个苏格兰人，我是一个导演，又是一个写作者，我总在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行走。”
这些漫步所获得的素材最终也许会出现在他接下来的某部电影里，就像他的影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影片) 中的开场那样，他用了在世界各地的驱车片段，道路蜿蜒，风景从路两旁向后掠过。这部电影回溯了世界电影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伟大女性导演们，一部14小时的电影，14个章节，14小时的旅程，开篇由英国女演员Tilda Swinton（蒂尔达·斯温顿）娓娓道来。
Mark沉迷于在世界各地漫游，中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南美、东欧....... 这让他熟悉那些不那么主流的电影世界，当你向他抛出关于这些地区的电影问题，他总会给你属于他的回答。漫游时，他说：“千万别带我去景点，我要去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我们沿着黄浦江岸走，拍拍停停，从西岸顺下走了5公里路，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恰逢艺术家尹秀珍的展览《刺天》正在展出，他想顺道看看。
走入展览的那一刻，Mark就被巨大的装置震撼：一架飞机被织物穿透。展览关于人的五感，他在一间近乎纯黑的房子里找到了共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里，一个留声机式的喇叭正在播放宇宙的声音。他喜欢彻底的黑暗：“你可以尽情在里面沉浸、迷失。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在夜里坐火车，火车抛锚了，车厢在漆黑的夜里断电了10分钟，我爱那10分钟的黑暗。”
走出展览时是傍晚时刻，夕阳洒落在上海的天际线，我们找了一家餐厅，打开一瓶红酒庆祝，“多美好的一天”，他说。
后面的几天，Mark每次出门都会穿上一件印有Wilhelmina Barns Graham（威廉明娜·巴恩斯-格雷厄姆）头像的背心，这是他最新长片《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对深层事物的匆匆一瞥）的主角，一位鲜为人知的苏格兰已故女画家。他想以这种方式带Willie看看这座东方的电影之城。
Mark Cousins最新长片 《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
今年，《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影片同样关于漫游，他走过画家Willie曾经走过的地方：苏格兰、阿尔卑斯的冰川、她曾经居住过的海边小镇........“我在做人物相关影片时从不直接采访，我更倾向于看他们的作品，读他们的笔记，走过他们走过的地方，尝试和他们感同身受，我在Willie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一部分，这是我创作的动力之一。”
这似乎是Mark的创作方式，他经常将漫游、城市和电影联系在一起，它们一起组成了他感知的方式、感知的对象与感知的出口。
在遇见电影之前，少年Mark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不擅长运动，遭受家庭暴力和学校霸凌，但他有着特别的“大脑”—— 过目不忘的图像记忆和极强的学习能力，在学校中总是名列前茅。
当时，陪伴他的是电视上播放的流行文化标志们：Orson Welles（奥逊·威尔斯），Hitchcock（希区柯克），David Bowie（大卫·鲍伊）.....窗外，北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长达30年的长期军事冲突（The Troubles）正在进行，他居住的街道因冲突而炸毁，全家在战乱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战乱之中，他找到了一个安静，黑暗，温暖的庇护所——电影院。后来他带着电影，又或者电影陪伴着他，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战乱地带。
1994年萨拉热窝内战，Mark却收到了萨拉热窝电影节的放映邀请。这场放映与当局的政策完全相悖，但Mark欣然前往。放映最终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完成，挤满了人，“我们头上就是战争，炸弹在下坠，可人们还是要看电影。
那时，我明白电影不是无所事事的消遣，它与食物和水一样重要，电影帮助当时的人们逃离残酷的现实，电影是必需品。”29年后，现在的萨拉热窝电影节负责人和他说：“感谢你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进行放映。” Mark回答：“那个曾经历过贝尔法斯特的少年根本没想这么多。”
之后是伊拉克战争。90年代末，他前往当时战乱的伊拉克拍摄，孤身一人带着一台摄影机上路。晚上他睡在别人家的屋顶，有一天醒来，他发现几只剧毒的蝎子在自己床铺附近徘徊。
“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那里太危险了，可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那段“美好的时光”里诞生出了他的首部纪录长片《The First Movie》(第一部电影)， 这是一部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小朋友们的电影，灵感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
Mark Cousins, 《The First Movie》（第一部电影）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拍摄，我喜欢这种感觉，没有任何制作相关的事情困扰我，我需要担心的东西都在画幅之内，还有如何与光共舞。当维姆·文德斯说很喜欢这部影片时，我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2001年，他被委托创作一本有关电影史的书《The Story of Films》（电影的故事），之后，这本书变成了一部960分钟的纪录片《The Story of Films: Odyssey》(电影史话：奥德赛），这部作品与《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影片》一并成为了Mark的代表作，他对于世界电影史绝佳的梳理与解读让他在“迷影文化”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上：Mark Cousins的手稿下：Mark Cousins, 《The Story of Film》（电影的故事）
摆脱战争进入和平年代后，他又开始发起新的苦旅。2009年，Mark和演员Tilda Swinton，以及他们的朋友组织了一场电影朝圣（A Pilgrimage）：他们拉着一辆37吨的卡车横穿苏格兰，白天，他们拉车，晚上，卡车化身为移动电影院举行放映——“我从小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长大，朝圣是我们都会做的事情。对于热爱电影的人来说，电影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想用这场肉身的苦旅看看自己有多爱它。”
这场苦旅最终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一个湿冷的苏格兰阴雨天，Mark正和朋友们费劲地拉着他们的移动电影院，突然，一支麦克风递到了他的面前，对方说着蹩脚的日式英语：“请说说你为什么要进行这场电影朝圣？”
“全世界都被这场苦旅吸引了，那时，我知道自己又离电影更近了一步。”
上：Mark Couisns 和 Tilda Swinton在拖动移动电影院下：苦旅路上，晚间的放映
在43岁那一年，他写了一封信给彼时八岁半的自己，如此阐述电影对他的意义：“你不必再感到恐惧，这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地方，遥远，静谧......你把全身的感官交给电影，它会带你走向另一段旅程。我真羡慕你，你即将开始为电影着迷。”
“美国演员丽莲·吉许（Lillian Gish）曾经说，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好奇心——对你身边的人和事感兴趣。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和当初那个贝尔法斯特的少年并无二致，小时候，我对电影的世界感到好奇，现在依旧如此，从未变过。”
让Mark起床的动力之一，是看见，“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你可以又一次在这个世界探险。”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老场坊（Old Mill Fun），Mark告诉我们，“我爱电影，但我更疯狂地喜欢建筑，建筑就是活着的电影。” 建筑的外立面和其他外滩的外国建筑并无二致，但走进去，蜘蛛网般的空间与走廊便展现在眼前，如同一个立体迷宫。
Mark开始一言不发观察这个地方——他时而独自快步行走，拿出手机拍摄；时而靠在混凝土质感的围墙上，用手触摸那些将近100年前的裂隙。在探索时他偶尔会突然兴奋起来：“粗野主义关于弧度，这是来自100年前的创造力”，“看，他把人行道和牲畜道特意分开了，粗野主义同样关于效率！”
老场坊是1933年建成的粗野派建筑，原用途是牲畜屠宰场，由苏格兰设计师Andrew Balfour设计，Mark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兴奋地说：“我从未听过这个人，他并不出名。很难想象一百年前，他在遥远的东方设计了一座这么伟大的建筑，这里面一定有故事，我想为他做一支影片。”
走着走着，他已经热泪盈眶，上一次，他感到想哭，是在看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真作的时候。
“电影和建筑太像了，好的电影会带你进入一个迷宫，再通过各个细节抽丝剥茧一般把迷团在你眼前展开，建筑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从外立面进入，以为其貌不扬，接着你发现里面的空间层层叠叠，看到一处处建筑师留下的细节，当年人们赶着牲畜在里面行走的样子，我在和建筑师隔空对话。”
离开老场坊后，他见到了此行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他的老朋友杜可风。两人很早相识，到了2015年，Mark与杜可风一起合作拍摄了《I Am Belfast》(我是贝尔法斯特)；次年两人又合作了《Stockholm, My Love》(斯德哥尔摩，我的爱)，在这部影片里，Mark和杜可风他们朝着偏冷色调的画面中扔了一个橘子，希望在清冷的画面里中注入一点鲜活。
此次相见，距离上一次已有将近十年。两人热烈地拥抱、耳语。后来，Mark兴奋地描述这次见面时告诉我们：“你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火花’吗？昨天我和Chris（杜可风）拥抱的时候，一股电流穿过了我们，我真的感受到了，现实真的有灵光一闪！”
摄像机跟随着Mark走了三天，在拍摄的最后，我们尝试复刻了《Stockholm, My Love》中的场景——“爱森斯坦曾经说，愉悦感（ecstasy）是某种突然的，游离在秩序之外的狂喜”——我们往画幅之内扔了两个橘子。
天色渐晚，晚霞变成了蜂蜜的颜色，一天就要过去。
“很好，这就是我起床的理由，做电影，一直做电影”Mark说，“现在，我脑海里又有了新的模样——上海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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